立法与决策机构应当增强程序思维，严格按照立法与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公开性、交涉性要求，充分吸纳民众参与，促进对话协商，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公开理由，确保立法和决策的公共理性。

例如，制定人格权编，保障生命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各项人格权利。求大同在社会关系上体现出对老幼的帮扶。

中华文明的这些精神特质也为民法典所继承和发扬，使民法典更加彰显出鲜明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不难发现，我国古代民事法律不仅存在，而且内容丰富，为民法典编纂提供了丰厚滋养。民法典传承中华法系的优秀理念，同时也有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民法典既赋予民事主体丰富的民事权利，又要求侵害民事权利者承担民事责任，还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例如，在相邻关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范，有助于厘清邻里之间的权利义务，促进人们和谐共处。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只有刑法，没有民法。杜维明在《儒教》一书中写道：虽然儒教往往与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道教并列，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主要宗教，但是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也不是一个以宗教礼拜活动为核心的宗教。

反观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政治理论，既没有先锋队的性质定位与自我意识，更没有充当先锋队的政治实践。在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宪法性文件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等极具创造性的司法形式，无论是在立法领域还是在司法领域，都为党在全国范围内对法治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让华盛顿始料不及的是，他担心的两党轮流统治居然在他身后变成了常态化的政治现实。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在英国政府中永久确立了议会的中心作用，冲突才得以解决。

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具体地说，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教会法体系和各种新的世俗法体系，附带产生的有：一个职业的法律家和法官阶层，分等级的法院制度，法学院，法律专著，以及把法律作为一种自治的、完整的和发展的原则和程序体系的概念。

1913年3月，孙中山在另一次演讲中再次指出：立宪之国，时有党争，争之以公理法律，是为文明之争，图国事进步之争也。汉密尔顿在此所说的我，也可以理解为联邦党人的代言人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这个群体，因为他们使用同一个笔名普布利乌斯对外发言，他们通过85篇论文，有效地扭转了民众及舆论对联邦宪法的态度，最后促成了联邦宪法的诞生。当然，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并非始于20世纪中叶，而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全过程。在这个方面，相关的类似规定还有很多。

《诗》、《书》、《礼》、《乐》皆素王平治之书，为《王制》之节目。顾名思义，这种法治的驱动者不再是人之外或人之上的神灵，而是人之中的圣王。最早的近代政党是英国的托利党（Tories）和辉格党（Whigs），甚至在17世纪，这两党已在议会里，用散发小册子、公开讲演的方式自由地进行着斗争，下议院的立法程序又一贯地保护着反对党对政府的攻击。这是人类文明初始时期的法治，代表了人类法治的源头。

韦伯认同儒教的宗教性质，他说：儒教（Konfuzianismus）的中国官方称呼即为‘士人之教（Lehre der Literaten）。周公之后的孔子，按照廖平的《王制学凡例》，《王制》为孔子所传，孔子修《春秋》已，复删《诗》、《书》，定《礼》、《乐》，终乃系《易》。

当然，前述三种不同类型的法治也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在近代之前发生的。凡拥护杰弗逊反对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则被称为‘反联邦党人。

不存在受过训练并在教会法院、王室法院、城市法院、庄园法院、商法院或其他法院中充任法官、律师或顾问的法律家阶层。直至1075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布《教皇敕令》，宣称教皇法庭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法庭。在各种阻碍面前，联邦党人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其中一个举世瞩目的举动，就是为这个有争议的新宪法写下的85篇论文，把这些论文汇集起来，就是今天所见的《联邦党人文集》。从汉至清两千年间，儒教通过历代的儒家士人群体，从根本上溯造了传统中国的法治精神，由此看来，从汉至清的中国法治都可以归属于宗教（儒教）驱动型法治。在革命过程中，爱国党的宣传曾遭到反对派的驳斥，但政府方面没有给宣传设置任何障碍。这就是说，对西方近代的法治理论来说，这三部早期巨著比其他著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与法的理论这个名称较少使用，但是，法与国家的固有关系依然是一个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前提。不过，从政党驱动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还在于中西政党的不同。

在古典文献中，汤对法治的驱动虽然显得不够生动，但接下来的文王与武王，特别是周公，为西周法治的建构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量。为了理解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法治，关于法治的类型学考察就成为了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领域。

禹对法治的驱动见于《尚书·禹贡》，特别《禹贡》末尾所记载的禹关于五服的安排。党治与民治自然是不同的制度。

但是，数十年间的主流法治理论，主要还是在借鉴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照龚祥瑞的梳理，美国早期的政党是在第一、二届国会中出现的，尽管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多年以来，针对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不同，学界已有一些专门的讨论。中国国民党执政以后，党治制度，不只是一种事实，并已一再著为法律。

若无党争，势必积成乱，逼为无规则之行为耳。楚国大夫观射父的这段话表明，华夏最早的法治秩序是由觋（男）或巫（女）建构的。

前者是目的，后者为方法。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一种新的法治类型开始兴起，那就是政党驱动型法治。

神明降之这个事件表明，觋（或巫）受到了神明的驱动，神明乃是觋（或巫）创制法治秩序的驱动力量。现代意义的政党在中国的萌生，始于清朝末年。

另一方面，政府的官方行为其实就是对法律的宣告。其间，宪法提案的伟大鼓吹者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无保留地为宪法的总体设计和具体条款进行辩护，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制宪会议上经常受到攻击，而且他们关于能够支配各州的联合政府的观念也遭到了反对。在有关宗教驱动型法治的古代文献中，西方的教会或华夏的士人之教中的士人群体也得到了凸显。泊乎最近七八年中，国民政府以统一之局，奠都南京，基中山先生五权之制，设立法院专司法律创制修订之责，主其事者，先后有胡展堂、孙哲生两先生。

较之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驱动型法治，传统中国的宗教驱动型法治另具特色。演变的结果，就是从昔日的辉格党变成了后来的自由党。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联邦党人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他们有效地驱动了美国宪政与法治的转变：从松散的邦联走向三权分立体制的联邦——虽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反联邦党人的主张——应当对《邦联条例》进行温和修改以及宪法偏离美国革命之原则太远——是正确的。西方文化的源头是两希，亦即古希腊与古希伯来。

譬如，古希伯来的神灵驱动型法治固然是比较清晰的，但在古希腊，我就很难精确地指出，神灵驱动型法治终于何时，圣王驱动型法治又始于何时。从罗伯特·皮尔爵士身上可以看出，托利党已决心承认运动，它看出英国宪法不牢靠，只要尽可能长久地保住这个已经腐朽的破架子，它准备做一些让步。